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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组织部办公室。

    施密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前堆着一叠刚送来的文件。

    那是各部委对《关于党内高级干部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的试行方案》的反馈意见。

    他一份一份地翻着，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

    大部分反馈是支持的。

    措辞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一定参加”。

    有些部门还主动提出要多派些人，甚至要求把名额扩大到普通干部。

    施密特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大多数同志还是很积极的。

    但翻着翻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一份反馈，写得吞吞吐吐，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就一个：不想去。

    他又翻出几份，大同小异。

    施密特放下文件，揉了揉眉心。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

    一个年轻干事推门进来。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指了指那叠文件。

    “把这些反对意见的原文，全部复印一份。

    原件送给韦格纳主席。另外，通知那些提意见的同志——既然有不同看法，就请他们把理由写清楚。不是口头说说，是正式书面报告。

    明天下班前交上来。”

    年轻干事愣了一下。

    “施密特同志，这……”

    施密特看着他。

    “怎么？”

    年轻干事连忙说：“没，没什么。我这就去办。”

    他抱着文件，快步走了出去。

    施密特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想起主席那天说的话：“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滋长，特权思想萌芽。这些问题，比敌人更难对付。”

    现在看来，主席说得太对了。

    这才刚开始，就有人跳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五时，施密特的办公桌上，又多了十几份报告。

    他一份一份地看。越看，脸色越复杂。

    看到最后，他没忍住笑了出来。

    只是施密特的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他把这些报告整理好，装进一个文件夹，起身走向韦格纳的办公室。

    韦格纳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施密特进来，他抬起头。

    “怎么样？反馈收齐了？”

    施密特点点头，把文件夹放在他面前。

    “主席，您自己看看吧。大部分同志是支持的，但也有……”

    他顿了顿。

    “也有一些同志，提了不同的意见。”

    韦格纳翻开文件夹。

    第一份，来自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部长。

    “尊敬的施密特同志：

    关于义务劳动的方案，我认真阅读了。

    原则上我是支持的。但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医生建议我避免重体力劳动。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一些轻一点的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之类？

    如果不能，我是否可以暂缓参加，等身体恢复后再去？”

    韦格纳看完，没有说话，继续往下翻。

    第二份，来自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完全赞同义务劳动的意义。

    但是，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多年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恐怕去了也干不了什么，反而给矿上的同志们添麻烦。

    我建议让年轻同志先去，我可以在后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组织协调、宣传鼓动之类。

    这样也许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韦格纳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第三份，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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