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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还没有睡。

    桌上摊着刚从巴黎发来的文件——法兰西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罗曼同志的提议很周全：

    放弃主权、承认自决、撤回驻军、提供援助但不干涉。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都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但韦格纳的眉头皱起来了。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对。

    是因为他们做得太“对”了。

    柏林十一月的深夜，寒气逼人。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透过霜花可以看见外面模糊的灯火。

    他想起列宁说过的话：“真理总是具体的。”

    抽象的真理，往往等于没有真理。

    法国同志的决议，太“雅致”了。

    他走回桌前，看了看墙上的钟。

    凌晨一点十五分。让诺应该还没睡，此刻大概也在为这份文件失眠。

    他拿起电话。

    “接巴黎，让诺同志。专线。”

    “韦格纳同志？”

    “让诺同志。打扰你休息了。”

    让诺笑了一声。

    “韦格纳同志，我现在哪睡得着。那份文件您看了？”

    韦格纳点点头，

    “看了。”

    “您的看法呢？”

    韦格纳沉默了两秒。

    “让诺同志，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这份决议，写得很漂亮。

    放弃主权，承认自决，撤回驻军，提供援助但不干涉。每一条都对，每一条都符合原则。但是——”

    他顿了顿。

    “你们问过殖民地的人民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韦格纳继续说：

    “我不是说你们的决议不对。我是说，你们替殖民地人民做了决定。你们决定他们应该独立，应该自决，应该自己选择道路。

    这个决定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代替？”

    让诺的声音有些发紧。

    “韦格纳同志，我们不是代替他们决定。我们是放弃自己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什么？独立？加入共和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这些选项，是谁定的？”

    让诺沉默了。

    韦格纳的声音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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