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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法亭同志想大干快上，我在会议上不得不泼了冷水。”

    安娜在厨房里搅拌着汤锅，

    “我在《柏林日报》上读到一些的来信，群众们确实盼着生活能变得更好。”

    韦格纳换上一件灰色的毛衣和宽松的长裤走出来，他走到厨房门口，倚着门框：

    “我知道。但外面不太平静，我们现在跑得太快，到时候一定会摔跟头的。”

    韦格纳走近，从背后轻轻抱住妻子，下巴搁在她肩上，

    “美国、法国、英国……所有数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只是国内很多人选择闭上眼睛。”

    安娜拍了拍他的手：

    “那就按你认为正确的做。来，帮我把面包端上桌。”

    韦格纳家的晚餐很简单，土豆浓汤、黑麦面包、一小盘煎香肠和蔬菜沙拉。

    安娜在弗雷迪的高脚椅托盘上放了一小份切碎的食物。

    “今天邮递员送来了这个。”

    饭后，安娜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刊物，封面上印着《妇女与家庭》，

    “我的短篇小说发表了。”

    韦格纳接过刊物，翻到安娜的那篇《窗台上的天竺葵》。

    故事讲述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如何在公寓小小的窗台上种植花草，并在这个过程中与楼里其他孤独的老人、忙碌的工人建立联系，最终形成一个互助小组。

    “写得好，”

    韦格纳读完最后一段，抬头看着妻子。

    安娜微微一笑，给儿子弗雷迪擦了擦嘴角：

    “我只是把在社区里看到的事情记下来。

    你知道吗，后来我再去看施密特太太时才知道，她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施密特太太高兴得给整栋楼烤了苹果派。”

    “这千千万万的群众们向上的人生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啊。”

    过会儿，安娜去给弗雷迪洗澡了。

    等弗雷迪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地被抱出来时，他已经开始揉眼睛了。

    “来，跟爸爸说晚安。”

    安娜把弗雷迪抱到韦格纳面前。

    韦格纳亲吻儿子的额头：

    “晚安，我的小同志。”

    “同志……”弗雷迪含糊地重复，脑袋靠在安娜肩上，很快睡着了。

    把孩子安顿好后，韦格纳站起身：

    “我去书房看会儿文件。你先睡。”

    “别太晚，明天你可答应过弗雷迪带他去蒂尔加滕公园看鸭子。”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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