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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掌声里，少了一份盲目的兴奋，多了一份经过思考的认同和沉甸甸的责任感。

    希法亭站了起来：

    “主席同志，国家计划委员会将立即重新调整明年及中长期规划的重点，以‘稳健、韧性、准备’为核心，制定详实的预案，并坚决纠正工作中的不良倾向。”

    会议结束后，希法亭留下来与韦格纳进行最后交流。

    “主席，我理解您的担忧。”

    “但如果我们过于保守，会不会错失技术发展的窗口期？”

    韦格纳拍了拍他的的肩膀：

    “鲁道夫同志，记得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吗？

    ‘在战略上要乐观，在战术上要谨慎’。”

    “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犯他们典型的错误——为了短期繁荣透支未来。

    如果我们跟着他们的节奏走，就会一起掉进坑里。”

    “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到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我们的经济依然稳健，我们的技术持续进步，我们的社会保持稳定——那时候，世界人民会看到两种制度的真正差别。”

    希法亭沉思片刻，缓缓点头：

    “我明白了。危机应对预案，我亲自牵头起草。”

    “好。”

    韦格纳转过身，

    “记住，预案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还要考虑思想层面。

    危机爆发时，会有千百万人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我们要准备好——用我们的实践，向他们展示另一条道路的可能。”

    窗外，柏林的雪渐渐停了，韦格纳知道，真正的考验可能就要来了。但他相信，八年来打下的基础、建立的制度、培养的队伍，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

    韦格纳回到家时，听到屋内传来孩子的咿呀声和妻子温柔的哼唱。

    推开门，安娜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卡尔，是你吗？”

    “是我。”

    韦格纳脱下大衣，挂在门廊的衣架上。

    客厅里暖黄色的灯光下，两岁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他们叫他“弗雷迪”——正坐在地毯上摆弄着一套彩色积木。

    那是去年安娜用稿费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爸爸！”见到父亲回来，小弗雷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张开双臂朝他跑来。

    韦格纳弯下腰，一把将儿子抱起，蹭了蹭那柔软的金色卷发。

    “我的小战士今天在家做了什么？”

    “画画！”

    弗雷迪兴奋地指着墙边的小桌子，上面铺着几张涂满彩色线条的纸，

    “妈妈教的！”

    安娜从厨房走出来，腰间系着素色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比几年前丰腴了些，

    “会议开得怎么样？”

    安娜一边擦手一边问，同时接过韦格纳的公文包，

    “弗雷迪，让爸爸先换衣服。”

    “还好。”

    韦格纳放下儿子，走向卧室换家居服。隔着门，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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