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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人犯抢劫、杀人、强奸等重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六人犯抢劫、伤害罪，判处十年至二十年劳动改造，刑满后视改造情况决定是否遣返。

    四人犯轻微抢劫罪，判处一年至三年劳动改造。

    枪决在营区外的废弃采石场进行。

    战俘们没有被强制要求观看，但他们都听到了传来的枪响声，间隔均匀，冷漠而精确。

    那天晚上，营房里异常安静。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又过了一周，思想教育的主题变成了“斗争的可能性”。

    “你们可能觉得，英国太强大了，不可能被打败。”

    “但在德国，1918年时，我们也这样想。

    容克贵族、大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报纸。看起来坚不可摧。”

    政委向台下的军人们展示着照片：

    柏林街头的街垒，工人赤卫队，皇宫上升起的红旗。

    “但当工人阶级觉醒，当士兵同志们在韦格纳主席的领导下调转枪口对准国内的反动政府时，那个看似强大的反动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崩塌了。”

    “在俄国，苏联的同志们最开始面对的是整个欧洲的干涉军。

    他们以为能掐死年轻的苏维埃。但看看现在——”

    政委展开世界地图，红色的区域已经连成一片。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柏林，社会主义国家站起来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让每个士兵明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国家和未来打仗。”

    慢慢的，辛格晚上做的梦开始变了。

    不再是佛罗伦萨溃败时那种被坦克追赶的噩梦。

    而是奇怪的梦：

    他梦见回到旁遮普的村庄，但村里没有英国税务官；他梦见父亲还活着，在村里的合作社里记账；他梦见妹妹开开心心的去了学校，书包里装着印地语课本。

    一天晚上学习小组讨论时，他突然开口：

    “如果……如果我们回去。我们能改变印度吗？”

    小组里安静了片刻。十二个印度士兵围坐在营房角落，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德国同志说过，”

    拉姆轻声说，

    “革命需要先锋队。需要有人先觉醒，然后把火种带回去。”

    “但英国人会杀了我们。”卡马尔担忧地说。

    “德国同志也说过，”

    “害怕的人永远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父亲害怕了一辈子，还是饿死了。我哥哥害怕，被工厂的机器切断了手。我……我不想我的孩子继续害怕。”

    四月，战俘营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节。

    印度士兵们表演了家乡的舞蹈和歌曲。德国政委们唱了《国际歌》的德语版。意大利政委朗诵了葛兰西的狱中书信。苏联政委跳了哥萨克舞，差点把桌子踢翻。

    辛格参与编排了一个短剧：

    《纺织厂的一天》。他扮演的是工人的父亲，当工厂的监工用鞭子抽打因为劳作过度而昏倒的工人时，台下传来士兵们压抑的啜泣声。

    那天深夜，辛格在日记本上写字——这是战俘营发的学习用品之一。他写道：

    “今天明白了‘阶级’的意思。

    我父亲是纺织工人，德国同志汉斯的父亲是矿工，意大利同志卢卡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我们是一样的。

    英国工厂主、印度地主、德国容克贵族——他们也是一样的。

    我想回家。但不是回到那个家。我想回到一个不同的印度。

    也许这很疯狂。但德国同志说，所有革命在成功之前，都被认为是疯狂的。”

    窗外，远处的恩斯河静静流淌，而在水流的低语中，仿佛能听见一个声音，微弱但坚定，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重复着同一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俘营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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