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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

    里加，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大楼。

    阿瑟·鲍尔弗站在窗前，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拉脱维亚总理乌尔马尼斯坐在圆桌旁，双手不停地绞着一方手帕。他的额头布满汗珠，领带歪到一边，完全没有了三天前的得意。

    爱沙尼亚总理斯特兰德曼缩在椅子里，胖脸煞白，嘴唇不停地颤抖。

    塔林的消息已经传来——冯·托尔请求投降，四千守军即将放下武器。

    整个爱沙尼亚，只剩下南部的几座小城还在抵抗。

    立陶宛的代表换了一个人——图穆拉斯没有来，据说是“身体不适”。

    新来的代表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从进门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不停地擦汗。

    法国代表拉图尔坐在角落里，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鲍尔弗转过身。

    “诸位，”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但平静得让人心悸，

    “四十八小时前，我坐在这里，听你们讨论军火分配、讨论战后利益、讨论谁该多得援助。

    那时候，你们每个人都信心满满，每个人都告诉我我们能赢。”

    他顿了顿。

    “现在，谁能告诉我——赢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

    鲍尔弗走到乌尔马尼斯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乌尔马尼斯先生，您的拉脱维亚军队在哪里？

    那个号称两万人、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军队，现在还剩多少？”

    乌尔马尼斯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鲍尔弗替他说了。

    “还剩不到一万。而且正在溃散。

    您的士兵成群结队地逃跑，您的军官忙着打包细软，您的参谋部——如果那还能叫参谋部的话——三天没有发出一份有效的作战命令。”

    他转身走向斯特兰德曼。

    “斯特兰德曼先生，您的爱沙尼亚呢？

    冯·托尔要投降了，您知道吗？四千人，一枪不发，就要把塔林交给德国人。

    您派去增援的第2混成旅，三千人，一夜之间被全歼。

    您自己的国防部长——那个三天前还在跟我讨价还价的部长——现在在哪里？”

    斯特兰德曼低下头，不敢看他。

    “他跑了。”鲍尔弗替他回答，

    “今天下午，他带着家眷和细软，坐上一艘瑞典货船，跑了。

    扔下他的军队，他的国家，他的责任，跑了。”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鲍尔弗走到立陶宛代表面前。

    “至于您，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想知道。

    您只需要告诉图穆拉斯一句话：他比我聪明。他躲了，他不用面对这一切。”

    立陶宛代表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但什么也没说。

    鲍尔弗走回窗前，背对着众人。

    沉默了很久。

    “先生们，”他终于开口，声音变得低沉而疲惫，“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

    没有人回答。

    “最想做的，是收拾行李，坐上下一班船，回伦敦去。

    然后告诉麦克唐纳首相：波罗的海完了，我们的钱打了水漂，我们的面子丢尽了。”

    他转过身。

    “但我不能。”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因为我身后，还有一百二十名英国军官。他们还在前线，还在和德国人打仗。

    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正在被包围。

    有些人，还在试图把你们那些溃散的士兵重新组织起来。”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而你们——你们这些所谓的领袖——在干什么？在吵架！在推卸责任！在打包细软准备逃跑！”

    乌尔马尼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鲍尔弗先生，我们……我们确实做得不好。

    但您也知道，德国人太强了。他们的装备，他们的战术，他们的士气……我们打不过啊。”

    鲍尔弗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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