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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幢不起眼的仓库二楼。

    屋内，长条桌旁围坐着十几个人，他们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以及来自几个关键工业区的主要干部。

    会议已进行了两个小时。

    桌上摊开着各种报告：南威尔士矿工失业率统计、克莱德赛德造船厂订单锐减数据、伦敦各区房租拖欠和驱赶案例汇编、从柏林和巴黎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简报摘要。

    哈里·波立特，这位年仅三十九岁却已显露出沉稳组织者气质的工会活动家，此刻是会议的实际主导者。他拿起一份报告，

    “同志们，数据不会说谎，工人们的肚子更不会。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已经开始吃野草和土豆皮充饥。

    格拉斯哥的船坞工人现在排队领的救济金不够买一星期的基本口粮。

    麦克唐纳和他的国民政府除了削减失业救济、要求各地方政府紧缩，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办法。

    资产阶级的报纸还在粉饰太平，但愤怒和绝望，已经在每一个工人聚集的酒吧、每一个失业队伍里沸腾。”

    坐在他对面的是前党主席阿尔伯特·英克平，代表党内依然有影响力的正统派。

    他眉头紧锁，手里夹着熄灭的烟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绪，也看到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一万两千名党员，散落在数百万失业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盐撒进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总罢工，结果呢？

    工会官僚背叛了我们，国家机器毫不留情，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进了监狱，组织网络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现在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游行？这等于把我们的骨干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监狱大门前！”

    “阿尔伯特同志说的风险确实存在，”

    约翰·罗斯·坎贝尔推了推眼镜，

    “但1926年和现在有三个根本不同。

    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当年是局部行业冲突，现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崩溃，从华尔街到伦敦城，资产阶级政府的信用和信心都在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和分歧比当年大得多。

    第二，国际环境不同。

    当年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现在呢？一个强大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在对岸，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心理威慑和对我方工人的巨大鼓舞。

    法国革命更是一触即发，成功可能性很高。

    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改变。

    第三，我们自己也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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