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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了乞丐之后，斯诺将目光投向了巴黎“赤区”的核心地带——第十八区蒙马特高地附近。

    在一条被改名为公社战士街的巷口，他遇到了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赤卫队）设置路障检查点的亨利。

    亨利与杜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的身材矮壮敦实，右脸颊有一道明显的、发白的疤痕，从颧骨延伸到下巴，那是战争留下的印记。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干净整齐的蓝色工装，臂戴鲜红的“人民自卫委员会”袖标，腰间束着武装带，上面挂着一个旧水壶和一盏煤油风灯。

    斯诺表明身份和来意后，亨利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仔细检查了他的证件，又用盘问了斯诺几句，才点了点头，示意斯诺跟他走到路边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那里摆着两张从附近咖啡馆搬出来的旧椅子。

    “美国人？来听故事？”

    “也好。让外面的人知道知道，法兰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对我们这些人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个铁烟盒，自己卷了支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泥泞战壕。

    “故事？我的故事，开始于马恩河，”

    “1914年，我二十岁，是个里昂的钳工。像所有傻小子一样，被保卫祖国、对抗德国佬的口号煽得热血沸腾。

    我们唱着《马赛曲》上了火车，以为几个月后就能带着荣耀回家。”

    他吐出一口烟，冷笑一声，

    “荣耀？我们在凡尔登的泥浆和血肉里泡了两年。德国人的炮弹，我们长官的愚蠢命令，还有战壕里老鼠和坏疽，杀死了我连队四分之三的人。

    我脸上的疤，就是拜一块该死的炮弹碎片所赐。

    我在野战医院躺了三个月，醒来时，战争结束了。”

    “他们给我们发了点微薄的遣散费，一枚勋章，还有一堆空话：

    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光荣的退伍军人。

    然后呢？然后就把我们像破扫帚一样扔回了社会。

    我回到里昂，原来的工厂位置没了，被更年轻的人顶了。

    我找工作，雇主看看我的疤，听听我因为毒气有点喘的肺，就摇头。那点遣散费也很快花光了。”

    毒气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我的老婆在我在前线时，跟别的男人，跑了。

    我不怪她，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我只剩下自己了。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退伍兵，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和一点点可怜的伤残补助过活。

    我们开始聚会，喝酒，骂娘。慢慢地，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像样的工作，体面的抚恤，医疗照顾。

    我们以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它至少该给我们一条活路。”

    说到这里，亨利的眼睛骤然缩紧，手中的烟被捏得微微变形。

    “1921年春天，我们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请愿游行。

    老兵，还有失业的工人，好几千人。我们很守秩序，举着标语，喊着面包与工作、尊重牺牲者。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 他停顿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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