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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月，柏林，施普雷河畔某机械制造厂

    贝克尔拧紧了最后一颗螺栓，用袖口的棉布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眼车间高处悬挂的大钟——已经是下午四点整了。

    清脆的铃声准时响起，宣告着贝克尔八小时工作日的结束。

    没有工头们刺耳的催促，也没有资本家们延长加班的号令。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关闭机器，整理工具，互相打着招呼走向更衣室。

    空气中一丝冬日从高大窗户缝隙透进来的清冷气息，但并不压抑。

    这里原先是一家克虏伯旗下的中型工厂，革命后被国有化并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与扩建。

    如今，它主要生产新型内燃机、农用机械部件，以及最近逐渐增加比例的、结构特殊的民用运输车辆底盘。

    厂区干净明亮，虽然机器的轰鸣依旧，但通风良好，安全标识醒目，急救站和工人休息室配备齐全。

    墙上除了生产进度表和安全生产标语，还挂着《柏林日报》的新闻摘要、厂工会的通知，以及关于“反官僚化整风学习小组”下次活动时间的告示。

    更衣室里的气氛更加轻松了。

    贝克尔和几个工友一边换上保暖的厚外套和帽子，一边聊着天。

    工人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最近广播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

    “听说了吗？美国那个新总统胡佛，说要搞什么‘伟大工程’来对付失业。”

    说话的是老奥托，钳工组的组长，

    “听起来跟咱们当年的‘以工代赈’有点像，但总觉得不是味儿。”

    “美国政府的钱从哪儿来？”

    一旁年轻的装配工接口分析着，

    “他们的国库估计跟咱们革命前差不多，都被银行家和债主掏空了。胡佛除非敢对那些资本家们动真格的，否则不过就是给美国民众们画饼罢了。”

    “画饼也得有实力啊。”

    贝克尔拉上外套拉链，加入了讨论，

    “关键是制度。咱们当年是直接没收了战争投机者的财产，把关键工业收归人民所有，才有了启动资金和计划经济的底子。

    他们敢动洛克菲勒、摩根那些大资本家们的一根毫毛吗？我看悬。”

    “所以倒霉的还是普通人。”

    老奥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就像咱们的法国邻居。我侄子前年去巴黎做过技术交流，说那边工人本来日子刚有点起色，这一下……全完了。

    咱们厂里这批改装的运输车底盘，不就是工会联合会接到任务，要紧急支援法国同志那边的‘冬季互助会’运输物资的吗？”

    提到法国，更衣室里的气氛多了几分同情和严肃。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得好，”

    贝克尔回忆着，“那是两种制度的考场。咱们这边考卷答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法国那边……资本主义政府的卷子眼看就要答砸了。”

    年轻的工人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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