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就在这时，德国摄影师汉斯·萨尔曼捕捉到了那个历史性的画面：

    列宁坐在轮椅上，微微抬头看向远方夜空，眼神中既有对往昔革命岁月的追忆，也有对这条新道路的深沉思考。

    韦格纳站在列宁左前方半步，目光如炬地直视前方。

    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右侧稍后，双手交叉于胸前，表情严肃但开放。

    斯大林站在更右侧后方，双手背在身后，微微侧头。

    这张被后世称为《柏林共识》的照片，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但配文却因立场迥异：

    《泰晤士报》的标题充满警惕：

    “社会主义世界完成权力交接——柏林成为新大脑，莫斯科退居二线”。

    评论写道：“共产国际不再是莫斯科的传声筒，它在柏林变成了一个更务实、更灵活、因而也更危险的对手。”

    《真理报》的社论题为：

    “国际共运进入历史新阶段”。文章强调：“柏林大会的成功是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德国《红旗报》的头版通栏标题则是：“从柏林出发，改变世界！”配发的社论写道：

    “韦格纳同志的演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新方向——用更智慧、更持久、更深入的方式进行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斗争。”

    大会结束后，韦格纳在人民委员会大楼召开了小范围会议，与会者只有列宁、施密特、托洛茨基等十余人。

    “同志们，”韦格纳开门见山，“公开的大会是为了统一思想，现在这个小会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可能在12到18个月内爆发。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也要抓住最好的机会。”

    他分发了一份绝密文件：《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预判与应对预案》。

    托洛茨基看完文件后第一个发言：

    “军事层面，苏联红军已经做好最坏准备。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试图通过战争摆脱危机，我们将让他们付出十倍代价。”

    东方同志补充：“在东方，我们将加速根据地建设。如果帝国主义因危机而放松对东方的控制，那将是我们发展的窗口期。”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