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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6月，波旁宫国民议会。

    财政部长拉乌尔·佩雷托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192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报告。

    他的声音里难掩疲惫之色：

    “先生们，我必须告知诸位一个严峻的事实：

    本季度财政赤字已达78亿法郎，相当于全年预算的23%……国债总额现已突破3000亿法郎，是去年财政收入的4.2倍。”

    台下，右翼议员们面色铁青。中间派交头接耳。而左侧那片属于法共及其盟友的席位——传来压低了的议论声。

    “又是赤字！”

    法共议员杜瓦尔站起身要求发言。议长犹豫了两秒，还是点了头。

    “部长先生，”

    杜瓦尔的声音清晰而冷峻，

    “您是否计算过，过去三年用于解决罢工、增强军警的开支是多少？

    是不是比用于基础建设和提高民用水平加起来还多？”

    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

    佩雷托擦着额头的汗：“杜瓦尔先生，国家安全是首要……”

    “安全？”

    “当北方工业区20%的工人营养不良，当里尔的肺结核发病率比之前高了三倍，当马赛港的码头工人孩子因为没钱治病而痛苦的死去——这就是你们要的‘安全’？”

    他举起一份文件：

    “我这里有一份德国《红旗日报》的翻译件。

    上面说，德国鲁尔区的煤矿工人，去年平均实际工资比法国同行高55%，工作时长短8小时，而且德国政府对国内广大人民都有医疗保险和补偿政策。”

    右翼席位上传来怒吼：

    “叛徒！你在为敌人宣传！”

    “我说的是事实！”

    杜瓦尔的声音压过了右翼的喧嚣，

    “先生们，睁眼看看吧！就在我们争论的时候，不少的法国资本正在逃离这个国家。

    上周，施耐德家族的信托基金把2000万法郎转移到了瑞士。

    上个月，雷诺汽车的三位董事在伦敦买了房产。这群资本家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撑不了多久了！”

    会场外的贝尔维尔区。

    这里是巴黎的红色街区，法共在巴黎的实际控制区之一。

    狭窄的街道上，红旗与三色旗并排悬挂，让诺正在工人文化中心发表演讲。

    “有人说，德国人在收买人心。”

    “我说：如果这是收买，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来收买我们？为什么给我们的是子弹和催泪瓦斯？”

    台下的掌声雷动。

    一个老工人站起来，

    “让诺同志，我在雷诺干了三十年。”

    “我的三个儿子，两个死在了凡尔登的战场上，连尸体都没找全。

    最小的那个……腿被炸断了，现在靠救济金活着，一天到晚坐在屋里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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