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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还派出300名党务教育专家，帮助在意建立三级党校网络：

    米兰的中央党校，培训省部级干部，学制六个月，大区党校（都灵、热那亚、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培训县级干部，学制四个月，地方党校（20个工业城市）培训基层干部，学制两个月。

    经济管理方面，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派出150人团队，帮助建立北方政权的计划经济框架。重点领域集中在能源、交通和冶金方面。

    苏联则在重工业，军工基础，安全机构等方面加大了对意援助。

    罗马，奎里纳莱宫。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看着北方日新月异的发展暗自皱眉。

    “他们想用面包收买我们的人民。”

    他喃喃道。

    巴多格里奥元帅站在一旁：

    “陛下，更危险的是思想。

    我们的情报显示，北方电台的广播在南方的收听率越来越高。他们在讲土地改革、工人权利、免费医疗……而我们……”

    他顿了顿，

    “我们还在和地主谈判减租，和资本家协商工时。”

    南方政权在《洛桑协定》后陷入了尴尬境地：

    经济上，失去了北方工业区，南方本就薄弱的工业更显凋敝，政治上，王室威信因与法西斯媾和而受损，资产阶级政府缺乏民众基础，军事上，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们听说北方的战友分到了土地，开始出现逃亡。

    齐亚诺伯爵——这位政变后未被追究、反而在新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前法西斯高层——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建议：

    “也许……我们应该引入更多外国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对抗北方的影响力。用资本主义的繁荣，对抗社会主义的承诺。”

    米兰，葛兰西在病床上审阅着第一个季度的经济报告。

    北意的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85%，失业率从28%降至9%，婴儿死亡率下降30%。

    他咳嗽着，对陶里亚蒂说：

    “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

    它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现在……我们要让它长得足够强壮，让南方的同胞看到，除了贫穷、压迫和外国支配，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窗外，米兰的春天来了。第一辆“菲亚特500人民型”原型车驶过街头，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免费的新学校，老工人在诊所配到了曾经买不起的药物。

    而更南方的罗马，暮色中的教廷敲响了钟声。

    那钟声仿佛在问：意大利的未来，究竟属于北方红色的黎明，还是南方旧世界的黄昏？

    答案，藏在每一个普通意大利人的选择里，藏在1927年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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