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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外交与殖民地上的问题，法共要求：

    立即停止在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支那、北非的掠夺性政策和血腥镇压，给予殖民地人民更多自治权利，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从殖民地的不平等吸血，将资源用于改善法国本土工农生活。

    政府方一听这个议题，立刻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脚：

    “殖民事务是法兰西的内政和主权，不容谈判！

    殖民地为共和国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市场！”

    拉法耶特伯爵语气激动，

    “没有殖民地，法国的经济将崩溃！”

    杜邦毫不退让：

    “正是这种掠夺，养肥了巴黎的财阀，却让法国本土的工人和殖民地的人民共同承受苦难。

    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法兰西获得真正新生的前提。”

    而关于国际关系，法共要求法国退出针对德国和苏联的敌对包围圈，解除相关贸易壁垒，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

    政府方在此问题上受英美压力极大，仅含糊表示“愿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但坚决拒绝任何可能被视为“背离西方阵营”的承诺。

    谈判陷入僵局，每日的会议都在重复和激烈的争辩中度过。

    政府代表越来越焦躁，他们发现法共代表不仅立场坚定，而且对经济、法律、军事细节极为熟悉，提出的方案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就在谈判代表在日内瓦唇枪舌剑的同时，法国国内的“边打边谈”策略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威力。

    在中央高原和南部山区，法共游击队利用接触带来的相对稳定期加紧渗透、组织和发动群众。

    他们以“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为口号，在广大乡村和许多中小城镇，成功地夺取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建立了由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革命党人主导的“人民委员会”。

    这些新政权立即着手推行土地改革、组织合作社、恢复基本生产秩序，并建立民兵自卫。

    尽管规模有限，但其展现出的新气象与巴黎政府的无能、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吸引力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悬挂起了红旗。

    从前线传回的消息更让法共谈判代表底气十足，政府军在多个方向的“清剿”行动不仅进展缓慢，且不断遭遇小规模挫败和士兵逃亡。

    相反，革命武装在一些地区甚至发动了成功的反攻，扩大了控制区。

    国内局势的天平，正在肉眼可见地向革命一方倾斜。

    法共内部，要求“以谈为辅，加速夺取全国政权”的声音再次高涨。

    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指挥员激动地汇报：

    “同志们，资产阶级的军队士气涣散，许多地方的警察和官员都在动摇！

    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武装起义和群众夺取并解放大片国土！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我们可以在战场上拿回来！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

    法国局势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法共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强硬和在战场上事实上的扩张，彻底激怒了伦敦和华盛顿。

    英国战时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先生们，法国正在滑向赤化！”

    首相面色严峻，

    “普恩加莱政府软弱无能，谈判正在出卖西方资本世界的利益。

    我们必须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不能等到红旗插满巴黎！”

    美国虽然仍不愿直接派兵，但态度急剧却急剧转变。

    总统授权国务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任何外部势力对法国内政的干涉”，并宣布将“考虑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与盟友协调军事行动，以恢复法国的民主与稳定”。

    美国对法国的经济援助开始附带更苛刻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同时，美军总参谋部开始认真研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干预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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