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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强调街头动员、总罢工、工人武装自卫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超越法律框架的群众直接行动，乃至最终的革命起义，才能打破国家机器。

    但立刻就有人反驳这种观点。

    “同志，我理解你的愤怒。

    但请看看现实！法国不是1917年的俄国，也不是1918年崩溃的德国！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虽然问题重重但控制力仍然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有遍布全国的警察、忠于政府的军队、复杂而富有弹性的政治体系，还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在部分民众中的影响。

    盲目冒险只会导致我们最优秀的同志白白牺牲，让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共和国提供的选举政治空间，与社会党左翼、激进工会结成选举联盟，在市镇、省乃至国民议会中赢得席位，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处境，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逐步夺取政权！”

    这是 议会斗争派 的核心论点。

    他们深受法国悠久的议会政治传统影响，认为在法国这样的政治文化中，通过选举赢得政权是更现实、代价更小的道路。

    他们警惕任何可能让党被贴上暴力颠覆标签的行动，主张更为文明和合法的斗争策略。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让诺。他作为党内少数亲历过红色德国、并一直与之保持密切思想交流的高层，他的立场独特而关键。

    让诺站起了身：

    “同志们，我们既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本质，也看到了法国政治现实和议会斗争的传统力量。

    但如果我们把两者对立起来，那就是陷入了死胡同。”

    让诺走到挂着德国宣传画的墙边，用手指点了点：

    “我在柏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起义或议会道路的二选一的问题。

    韦格纳同志和德国共产党人，他们夺取了政权，但之后呢？他们立刻面临着建设、巩固、抵御干涉和防止新政权蜕化的艰巨任务。

    革命胜利只是开始，如何建立一套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防止官僚腐败、切实改善生活的制度，是更难的挑战。”

    让诺转身面对大家：

    “德国同志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教我们具体哪天在巴黎筑起街垒，也不是教我们如何在国民议会里玩政治游戏。

    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

    革命斗争必须与最广大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改善紧密结合；夺取政权的形式可以因国情而异，但夺取政权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必须有清醒的、制度性的设计，要时刻警惕权力异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在斗争中紧密联系群众、既有坚定原则又懂得灵活策略的党。”

    “在法国，”

    让诺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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