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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第四区一栋不起眼公寓楼的顶层。

    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隔绝了窗外城市的点点灯火和窥探目光。

    房间里只点着一盏台灯，灯罩被压得很低，光线吝啬地照亮了围坐在老旧餐桌旁的几张面孔——他们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骨干，以及来自工厂和铁路的工人代表。

    桌子中央，那台收音机里播音员平稳的声音继续传来：

    “……另据本报记者从边境地区了解，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与维也纳当局的不合作态度，我国与奥地利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在需求日益增长，边境地区民众普遍期待正常人员往来与贸易渠道的恢复，这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寻求共同发展的天然愿望……”

    “听！仔细听！”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党员他压抑着激动，声音压得极低

    “‘奥地利人民自决与和平统一’！

    柏林的外交辞令不仅仅是否认侵略，这是在为我们正名，为我们追求的道路提供法理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些基督教社会党污蔑我们是‘柏林代理人’、‘卖国贼’的鬼话，在柏林自己发出的声音面前，不堪一击！”

    坐在他对面的一位纺织女工代表继续说道：

    “但是，光是口号不够。韦格纳主席讲话里真正宝贵的东西，是那个精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她的语速很快，

    “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什么？白色恐怖让很多人不敢出声，反对派的人在工厂和街区横行，我们的一些同志感到孤立无援，甚至怀疑斗争能否成功。

    韦格纳主席的话恰恰点明了：

    我们现在遇到的镇压和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反动派临死前的疯狂反扑！而破局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几个在这里开会，而在于能否像他说的那样，把受迫害、受剥削的工农民众，更紧密地、真正地团结成‘铜墙铁壁’！”

    一个一直沉默地抽着烟斗铁路工人代表点了点头，

    “安娜说得对。而且韦格纳主席提供了方法。

    ‘要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我们过去是不是有时候太‘红’了，吓跑了一些可能同情我们、但害怕‘赤化’的小资产者甚至自由派知识分子？

    反对派迫害的只是我们社会民主党吗？不，他们迫害一切要求民主、反对法国干涉、甚至只是抱怨物价的普通人！

    我们要扩大统一阵线，要把所有受维也纳反动政府压迫的人，都视为可以争取的朋友。”

    年轻的技术员也加入了讨论：

    “还有主席提到利用广播、作为宣传和组织工具。

    我们在维也纳能不能尝试建立更隐蔽的收听网络？哪怕只是在小范围工友间传递广播里听到的关键信息？

    这比散发传单风险可能更小，而且声音比文字更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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