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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诺斟酌着用词，

    “我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委员，作风非常……强硬。他制定的生产计划不容置疑，分配任务时很少听取农民同志的意见。

    同志们虽然服从，但私下里还是有些怨言的，觉得他‘不像自己人，倒像以前的军官老爷’。

    我认为，如何让这些忠诚但做事方法简单的干部学会走群众路线，倾听和说服而不是命令，是一个挑战。”

    韦格纳的眉头微微皱起，沉声道：

    “你说到了痛处。枪杆子里能出政权，但不能简单地把军队的命令体系照搬到经济建设和群众工作中来。

    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目前，我们党内正在通过加强干部教育和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来解决。你观察得很准。”

    “其次的是，”

    让诺继续道，

    “形式主义的苗头。在一些工厂和农庄，我看到墙上的标语和图表非常精美，生产数字也很漂亮。但我和一些普通工人、庄员私下聊天时发现，有些数字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加工’过的，某些‘先进经验’也是为了树典型而刻意包装的。

    这会不会导致上层无法掌握真实情况，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哈哈，”

    韦格纳笑了起来，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个鬼，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但旧的习气像幽灵一样，会附着在新的权力机构上。

    谢谢你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要鼓励人们讲真话，要建立畅通的渠道让基层的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能够传上来。欺上瞒下，是腐蚀革命肌体的蛀虫。”

    让诺还提到了一些细节，比如某些地区商品种类依然极度匮乏，配给制有时不够灵活，以及部分民众对更美好生活的急切期待与当前艰苦现实之间的落差所带来的焦虑感。

    韦格纳一直耐心地听着，直到让诺说完。

    “让诺同志，你带来的这些观察，非常宝贵，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韦格纳郑重地说，

    “成绩要肯定，但问题更不能回避。革命的路还很长，建设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

    接着，韦格纳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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