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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我伸出手，“炜杰。”

    他握了握，手心干燥粗糙，做五金生意的手。“你电话里说要来看看东海贸易？”

    “看看。”

    阿黄把门关好，领着我下楼。他没多问，我也没多解释。出了招待所，穿了两条街，拐进一条更宽的马路。阿黄在一家杂货铺门口停下，假装看柜台上的打火机，低声说：“前面那栋灰楼，四层，看见没有？”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栋四层的灰色办公楼，墙面是水泥拉毛的，每层都有一排铝合金窗。门口停着三辆桑塔纳，还有一辆黑色皇冠，车头上的凤凰标志擦得锃亮。门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东海贸易公司。

    进进出出的人穿着整齐，大多提着公文包，有几个手里攥着大哥大。门口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保安，不是老头，是个年轻小伙子，腰间别着橡胶棍。

    “表面上做钢材、铜材的批发生意，”阿黄点了根烟，声音压得很低，“实际上倒腾批文、做空物资、利用政策漏洞。我老乡前年跟他做过一笔铜线生意，货到手发现是工业下脚料，亏了三万，官司打到一半，法院的人说证据不足。”

    我盯着那栋楼的大门，没说话。

    门口的人忽然动起来。保安把门拉开，一个穿藏青色唐装的男人从楼里走出来。五十多岁，微胖，不高，手里盘着两颗核桃，咯啦咯啦响。他出门的时候，旁边经过的几个人都停下脚步，点头叫”郑总”。他也点头，动作不快，一个一个回应，说话的声音我听不清，但能看见他的嘴型——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郑东海。

    前世我只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今生，他就在我面前三十米的地方。

    他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甚至没有大声说话。但门口那帮人，不管是夹公文包的还是拿大哥大的，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规矩——这里的规矩是他定的。

    一辆皇冠从街角滑过来，司机下车，拉开后门。郑东海准备上车，忽然回头，和一个刚从楼里跟出来的人握手。那人穿着警服，冬天的蓝呢子大衣，大檐帽拿在手里。

    两人的手握了三秒钟。郑东海拍了拍对方的胳膊，像拍一个老朋友。然后弯腰进了皇冠，司机关上门，车无声地开走了。

    我立在街对面，后脖颈子有点发凉。不是怕，是一种确认——这个人的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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