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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蹲下来，拣出一个红色发卡。塑料蝴蝶形状，中间嵌一颗水钻。翻过来，背面接缝处有一道细毛边。

    “多少钱？”

    “发卡八毛，头绳三毛，小镜子一块二。批的话发卡六毛五。”

    “发卡二十个，头绳三十条，小镜子十个。”

    “好嘞。”她手脚麻利地从盒子里往外拣，动作快得带风。我盯着她的手。

    她从盒子底部掏出几个发卡，混进我挑好的堆里。又拿了一个小镜子，背面朝下放进了塑料袋。

    “等等。”我把塑料袋接过来，一个个往外拣。那几个发卡放在她的杆秤盘上。又拿起那个背面朝下的镜子，翻过来对着光——边缘缺了一小块，镜面银漆裂了细纹，缺口反光。

    我没说话，把次品放在秤盘上，看着她。

    她的脸色变了：“都是好货，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把小镜子举起来对着光。缺口白得刺眼。

    摊主低下头，把次品扫进脚下铁盒子里。

    “我再挑一遍。自己拣。”我蹲下来，一个一个往外拣，每个都翻过来看背面。拣出来的货比原先少了三成，但都是完好的。我把钱数给她，起身走了。

    第二个摊位卖塑料梳子和卡通纽扣。摊主五十多岁，坐在马扎上，半导体收音机里单田芳的声音沙沙地传出来。见我过来，他把音量拧小。

    “批货？”

    “梳子、纽扣，来一点。”

    梳子三毛一把，纽扣两分钱一个。我算了算手里的钱，不敢多买——除去刚才花掉的两百三十七块，还剩七百多，但路费、饭钱、意外都得留。

    “梳子四十把，纽扣五百个。”

    摊主从纸箱子里往外数，我在旁边看着。两大包货，花了两百六十八块五。我背着往市场门口走，塑料绳勒出一道红印。

    门口有个茶水摊，我要了一碗凉茶，两分钱。搪瓷缸子上印着”先进集体”四个红字，漆掉了一半。我端着碗看那两包货——数量少得可怜。原本打算进五种，最后只进了四种，每种都只够试卖。

    这不是什么完美开端。这是勉强开始。

    我喝完凉茶，背起货往长途汽车站走。太阳偏西，影子拉得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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