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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高洪桥摇头，“发报使用的是通讯处的公用设备。理论上任何有权进入通讯室的人都可以操作。但是——能在凌晨三点进入通讯室、使用公用发报机、发出三份加密电报、然后抹掉值班日志记录——而值班员完全不知情的人——”

    “只有通讯处主任方子衡。”郑耀先接话了。

    因为方子衡有通讯室的万能钥匙。而且他有一个习惯——每周有两到三个晚上“加班检查通讯设备”。值班员们都习惯了他深夜出入通讯室，不会觉得奇怪。

    高洪桥点了点头。

    郑耀先没有立刻下结论。三份电报的时间巧合加上通讯室的进出权限——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能构成“高度怀疑”。但还不够。远远不够。

    在特务处，高度怀疑和铁证之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跳过去了是功臣，跳不过去——自己也得跟着陪葬。

    他把文件夹合上推回给高洪桥。

    “继续盯着方子衡。但不要动他。不要跟踪他。不要查他的私人物品。什么都不做——只用耳朵听，用眼睛看。我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一个他亲手露出来的破绽。”

    “明白。”

    两个人走出那间屋子。走廊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隔壁屋子里传来赵简之打鼾的声音——打得很响，像锯木头。

    郑耀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窗外是上海的夜。远处黄浦江上的灯火星星点点，在黑色的水面上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金色碎屑。

    他把那张纸条又拿出来看了一眼。油灯的光照在“影”字上，让那一笔一画都带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光。

    “影”。

    他还不百分之百确定是方子衡。但他能感觉到——答案已经在一扇没有上锁的门后面了。

    就在这时候，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深夜电话。加密专线。嘀嘀嘀的长音。

    只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间打这条线——戴笠。

    他拿起听筒。

    对面的声音短促、冰冷、不容置疑：

    “耀先。南京来了绝密指令。有一个人，在北平秘密接触日本人。他的名字——张敬尧。”

    郑耀先的手指握紧了话筒。黑色胶木的话筒在他的掌心里发出了一声极轻微的咯吱声。

    张敬尧。北洋军阀的旧将。1932年最臭名昭著的卖国通敌者。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必须用血来洗掉的脏字。

    “你带人北上。期限——一九三三年春节之前。”

    戴笠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刀子扎进了电话线：

    “活着回来。”

    嘟——

    线路断了。

    忙音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嗡嗡作响。像一只看不见的虫子在黑暗中振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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