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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承烬坐在站长办公室里，把那份电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

    地点：天津，河北体育场。

    这是一场运动会，却绝不只是一场运动会。

    梁承烬靠在王举人留下的那把太师椅上，椅子大了一号，坐着空落落的。

    他闭上眼，把前世记忆里关于这段历史的零散碎片，在脑海里重新拼接、打磨。

    一九三四年的华北，是一锅看着平静，底下却暗火汹涌的油。

    日本人用刺刀顶着山海关，虎视眈眈。

    东北军被挤压在关内，进退失据。

    老蒋远在南京，嘴里喊着抗日，眼睛却死死盯着江西的红军，奉行着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这种诡异的平衡下，一场体育盛会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舞台。

    河北省政府出了二十万大洋，修了崭新的体育场，省主席于学钟挂了个会长的名头，撑起官方的场面。

    这位东北军出身的将领，不是委员长的嫡系，既不属于CC系，也不是黄埔系，用他来当会长，能安抚一下华北的地方势力。

    但真正把这场运动会办起来的，是总裁判长张伯凌。

    这位南开大学的校长，在整个华北教育界和体育界，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影响力，比一纸政府公文好用得多。

    他登高一呼，华北五省的学生代表、运动健将，便蜂拥而至。

    可委员长在意这些吗？

    他不在意谁跑得快，谁跳得高，谁能为国争光。

    他在意的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会不会出事。

    电报上的指示，写得冠冕堂皇，剥开外皮，里面的芯子又冷又硬。

    第一，维稳。运动会期间，天津地面上不能出任何乱子，哪怕是小偷斗殴，都算他这个代理站长失职。

    第二，防红军。严密监控与会人员，特别是那些思想活跃的学生，查清有没有地下红军借机渗透、发展组织。

    第三，不要得罪日本人。运动会在天津办，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就在不远处。学生们年轻气盛，要是搞出什么过激的反日行动，日本人正好借题发挥，南京那边在外交上就得吃哑巴亏。

    第四，也是最阴损的一条——对南-开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事后清算。

    委员长允许学生在现场喊口号、打旗帜，甚至可以游行。

    他需要这种“民意”来装点门面，向外界展示他治下的“抗日热情”。

    但这种热情必须是可控的。

    运动会一结束，哪些学生是骨干，谁喊的口号最响，谁组织的游行，全部要记录在案，拉出单子，秋后算账。

    梁承烬把电报放在桌上，用半杯凉茶压住。

    老蒋的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运动会你给我盯紧了，别出岔子。学生要闹爱国，你就让他们闹，给他们鼓鼓掌都行。但闹完了，把带头的人都给我记下来，回头我挨个收拾。

    何等的虚伪。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头顶悬着一把刀，脚下也踩着一块垫脚石。

    风险在于，运动会的安保工作，牵扯的面太广了。

    他不仅要跟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打交道，还要和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保安处那帮人协调。

    更头疼的是，还得应付日本驻屯军。

    他一个二十岁的代理站长，虽然大事干了不少，但能不能镇住这么多牛鬼蛇神，是个大问题。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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